前些天,有个朋友突然向笔者打听有啥比较好的投资项目,笔者对这行真不太了解,但却对此事倍感惊讶。要知道,这位朋友此前的生活十分简朴,出门买水,能买矿泉水就绝不买饮料,而同样是矿泉水,有1块钱的就绝不买1块5的。很难想象,平时连2块钱一注彩票都不舍得买的“老实人”居然要搞投资,问其原因,答曰:车贷还完了,房贷也还得差不多了,眼下没啥花大钱的事儿,手里慢慢有点钱了,为啥不想法子捞点外快呢?

这种事在当今社会并不算啥稀罕事儿,甚至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,然而在古代,这却是皇帝们最怕的。

提起清朝,若抛开后半段的屈辱,恐怕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“康雍乾盛世”了。它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,然而鲜为人知的是,在被包装出的繁华表象之下,大半个康雍乾盛世实际上被浸泡在触目惊心的贫穷之中。一如乾隆五十八年(1797年)夏,英王派出的第一个使团来到中国。在英国人眼中,中国仍是那个“遍地黄金”的神话传说一般的伊甸园,然而,从南到北整整3日的行程里,使节们却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:“所见一切,远不能同雷德里夫或是瓦平相比。”

要知道,后二者不过是泰晤士河畔名不见经传的小城,然而在使节眼中,即便是乡村也好过人间地狱——使团中后人后来在日记中写道:无数房屋和行人从河道两旁掠过,他们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丰衣足食的百姓,没有一幢看上去像模像样的屋子。更可怕的是,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麻木,带着空洞的目光如行尸一般走来走去。街上熙熙攘攘,使节们感受到的并不是繁华,而是一种难以言状的诡异与恐惧。

英国使节还在手记中写下这样一个小插曲:当他们的船顺着运河行经某处城镇中心时,有路人被围在河边看热闹的人群挤下了水。落水者拼命挣扎,令人不寒而栗的是,所有人居然像啥也没发生一般。眼看落水者奄奄一息,使团提出要靠岸救人时,船夫居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“我们当时船速是一小时七英里,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。”

显而易见的是,此行极大地改变了清朝在西方国家眼中的形象:“就满清而言,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,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。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,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。”那么,这个GDP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近1/3的国家,如何沦落到这份儿上了呢?从《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·农民卷》中,我们便可发现端倪。

此书中有如下记载:工业革命前夕,英国一个普通农户家庭,一日三顿都以牛奶、面包、奶酪和熏猪肉为主,尤其是奶酪、熏猪肉等“档次较高”的事物,数量上还有严格限制。有些家庭为防止吃了上顿没下顿,他们还特意将一块猪肉分成好多份,隔天再吃剩下的。而到工业革命后期,这些食物都管够不说,普通农民也能隔三差五地喝顿啤酒,甚至享受下午茶。

相比之下,中国农民一直以粗粮、青菜为主,偶尔能吃一顿蛋提升一下伙食水平,除节日或是其他特殊时间,肉类很少出现在餐桌上。这种情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改善,相反,他们甚至吃得更差了。《农民卷》还列出了这样一组数据:当时,中国一个普通中等农民家庭一年收入在32两白银左右,但花销却多出了3两,为35两;同一时期,英国一个普通中等农民家庭的净收入在35~44两白银之间,差距十分鲜明。

不比不知道,对比之下差距如此之大,甚至有些触目惊心。那么,领先世界千百年的封建中国,为啥在世界大变革的前夕,悄然落后西方国家这么一大截呢?前文提到的那“3两白银”的收支差额便是罪魁祸首。

正如文章开头的题外话所提到的那样,人在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后,便会不由自主地琢磨着怎么让日子过出花儿来。从人类诞生到今天,每每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需求,若用一个比较俗的词来代替,那便是“欲望”。而在社会生产力不断膨胀的同时,社会体制也要不断发展、完善甚至是淘汰,从而同前者匹配。历史告诉我们,封建制度是落后的产物,被淘汰是难以阻挡的历史大趋势。西方国家懂得搞君主立宪,而清朝的皇帝们则绞尽脑汁地挽救皇权,这“3两白银”就是其产物。

首先,一个家庭一年挣32两却要花35两,这个数字本身就很微妙。在乾隆年间,一两白银能买约100斤粮食,在城市的一般地段,1两银子可以买几平方房子。如此来看,3两白银也并不算一笔了不得的钱,按照如今的思路来考虑,一家人做做兼职打打零工,不很容易就扭亏为盈了吗?然而,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

众所周知,封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把人限制在很小的范围里,从形式上来说,朱元璋就曾把大明江山画作棋盘,设立里长,百姓被限制在方圆一里的土地上。哪天突然要从A村到B村办点事儿,就必须经过严格审批,提前申报哪天几时出门,合适归来;若逾期不回或出了其他岔子,当事者连同里长、邻居甚至都有可能要掉脑袋——封建社会的“封建”二字就残酷在这儿。

除了对人的活动范围有限制,百姓更是一早就被划分了“成分”,士农工商各做各的,谁也别想乱蹿道。农民的儿子是农民,商人的儿子也要做商人。即便是明清以来出现了不少耕读家庭,但一听说农民的儿子也想考取功名,不少人恐怕都忍不住要取笑。作出这种规定的目的很简单,就是把古代中国的整个社会给搞成静态的。大家不妨这样想:一潭死水摆在那儿,一点威胁也没有;然而当水流动起来时,它就有能量了;速度足够快,它可能变成摧毁一切的洪水。

封建制度下的中国社会,基数最大的便是农民。在各个阶层相对孤立的情况下,农民是封建统治者们最堤防的群体。而拴住农民的手段就是给他们制造出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景:我勤勤恳恳耕田,说不定哪一天就补上那3两银子的赤字,从此奔小康了呢!然而,正如咱们刚刚所说,这3两银子的差距可能是永远也抹不平的:粮食大丰收时,官府价税多收;哪里欠收,官府就适时降税;而闹饥荒揭不开锅时,皇帝再高调地拨款派人缓解灾情,农民自然会感慨“皇恩浩荡”。反正无论是怎么折腾,这“3两银子”就一直摆在那儿,铁打不动。除非碰到荒淫无道的混账主子或是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,这几乎是每个及格线以上的皇帝都驾轻就熟的驭民之术。

康熙、乾隆这爷孙俩正处于历史变革风暴的最中心,面对汹涌而来的洪水,两人选择了不同的处理方式,但目的却是相同的。先说康熙,笔者并不否认康熙帝的开明与某些方面的伟大,他对西方科技、数学及文化均有一定了解,他也完全有能力将那会儿的中国引导到一条光明大道上。然而康熙毕竟代表着皇权,更是一名少数民族政权皇帝,在一番取舍下,他毫不犹豫地将西方舶来的先进玩意儿束以高阁,防止汉人触碰。

乾隆则更变本加厉,在延续爷爷政策的同时,乾隆进一步锁死了社会流动起来的可能:他给农民更多的耕地去操劳,给皇亲和官宦更大的财富,却禁止他们对皇权打哪怕是一丁点心思。若以“皇帝”这个狭隘的标准来评判,康熙、乾隆无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,但从一个国家的领袖、一方文明的代表来看,他们显然是有局限的。同时,从这个角度来看,恐怕“闭关锁国”并不是对所谓的“天朝上国”的自信,而是害怕外来力量撼动满清的统治根基。

我们不妨将同一时期东西方发生的一切形象化一番:当一股洪水汹涌奔来,眼看就要冲到下游的一片村落时,西方人毅然放弃了村子,等洪水冲来形成河道后,他们在河畔重新修建了崭新而繁华的城镇。而清朝这个村子规模比较大,人丁不少,他们在中游挖了个大水库,筑起铜墙铁壁;当洪水冲到下游时也变成了涓涓细流。满清的村子免于搬迁,但村子始终是村子;而满清统治者们修的这个“水库”,便是开辟更多的耕田,养活更多的人,以“账面的盛世”来掩盖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。

“饱暖思淫欲”,为防止某些坏想法出现,清朝皇帝先下手为强,把“饱暖”控制在一个范围内。农民始终在3两白银的红线上下奔波操劳,商人、官员恐怕也有各自的桎梏来约束。客观地说,站在王朝统治者的角度考虑,谁不希望自己子孙后代万世千秋?做出这样的举措,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。只是这区区3两白银锁住了近代中国同世界同步的机会,在历史大变革的背景下,在西方列强疯狂奔向终点线的同时,清王朝却在后边悠闲踱步。封建统治者的过分约束换来的是整个社会的麻木与低沉,皇帝们自以为将皇权摆在了温床之上,他们却忽视了极为致命的一点:并非皇权养活百姓,而是百姓在滋养皇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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